他们最大的希望也只是让宋栖然尽可能远离事件的漩涡中心，平静的生活。

　　赵孟没有机会与宋家父母进行过多的对话，但他完全体会了二位老人的心情。在等待传唤的整个阶段，他们都住在清河市中心一幢单独的房产里，每天根据寻找计划的微博主页获悉庭审最新的动向。

　　宋新诚如他所说的那样辞去了公职，他将此前扣在手上的所有资料提供给了岳岚，他们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协议，赵孟注意到，在媒体第一批公布的影像里，有许多当年康复中心清查时据说已经被销毁过的资料。

　　最后，在正式开庭的前一周，他们见到了岳岚本人。

　　岳岚剪短了头发。一连几天，她都忙于接待从外地赶到清河的支持者，同时还要整理材料、联络媒体和组织抗议活动，她看上去十分疲惫，眼神却亮得惊人，仿佛只有在超负荷的运转中才得以平复内心各种激烈的情感碰撞，才能压抑汹涌澎湃的感情来专心对付眼前仅剩的这唯一一件事。

　　到了这个时候了，她仍然不能准确地定义自己的行动。她不知道自己究竟因何而来的执着支撑着这样庞大复杂的民间组织走到今天这一步，有很多人，包括媒体的采访都问到过这个问题，她既不是康复中心的病人，也并非亲属，总是很难让人相信她做所有一切的出发点仅仅只是因为一种路见不平的道义作祟。

　　当然，她没有告诉他们那个关于刘能斌的故事。那个故事同样不会出现在庭审的证词中，它真的成为了一个秘密，最后止于宋栖然回忆的结尾。

　　毕竟，逝者总该得到安歇。

　　在最后沟通出庭日期的时刻，岳岚问过宋栖然一句，问他愿不愿意去看一看小斌。宋栖然明白她的意思，但他拒绝了。

　　“他想见的人肯定不是我。”他很肯定地告诉岳岚，“我知道他那么多糗事，运气又太好，他见了我一定会想揍我一顿的。”

　　宋栖然的话让岳岚找不到词语去反驳。他始终以一种谈论朋友的平常语气说起刘能斌，从不把那个字挂上嘴边，反倒让岳岚无法站在刘能斌的角度去代替他赎罪。

　　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好像都没有存在过，亦无须什么清算与偿还。为此，岳岚很感激宋栖然。

　　“开庭之前我会再去看小斌一次，”她告诉宋栖然，“那之后，我应该就不会再去了。集体诉讼已经是我能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了，从今往后，无论是我还是那些愿意出庭作证的病友，他们都应该往前看，去过新的生活，就算是我也没有权利拖住所有人一直耗在这件事上。从一开始，我就说过，诉讼只是为了呐喊，能不能赢，我已经不在乎了。”

　　“你真的能做到全都放下去过新生活吗？”像要确认似的，宋栖然又问了一次。

　　岳岚露出心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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